孙莞然惊了个呆，“总不能是我错了吧？”

    周不器道：“很多人就是缺乏这种辩证思维，在面对不同角度的观点时候总会用一句简单的偷换概念来解释所有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孙莞然汗颜。

    周不器道：“当年港府当年有个世纪绑匪，绑架了首富的儿子。然后，绑匪就去找首富了，发现首富很冷静。绑匪就问，‘你为什么这么冷静？’首富告诉他，‘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这么有知名度却没有配备上足够的安保力量。犯错就要受罚，这是应该的。’后来，首富乖乖掏钱，出了几个亿。”

    孙莞然喃喃的道：“李先生很有心胸。”

    周不器道：“这不是心胸不心胸的问题，这就是看待一件事的角度的问题，是你要选择哪种对错观的问题。”

    “对错观？”

    “嗯，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错的当然是绑匪。可这在当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他的儿子被绑架了，别人犯了错，承受最大损失的却是他？那到底是谁错了？”

    这个思维模型有点太复杂，周不器感觉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宁雅娴笑盈盈地说：“这是一种心理学概念，叫课题分离，指得是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想解决这件事，就要先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我的课题。绑匪要赎金，这是绑匪的课题；因绑架而遭受损失，是首富的课题。在首富的这个课题里，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减少损失，去跟绑匪交好，不要过分地刺激他。”

    “这么厉害？”

    周不器多少有些惊讶，难怪宁雅娴在周家这种复杂关系下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也没有遇到孙莞然亲戚的这种烦心事。

    人家是真有研究的啊！

    宁雅娴嫣然一笑，“你说啊，我就是知道一个概念，没有你总结得好。”

    周不器被她哄得很舒服，说道：“说到对错观，可以有三种。一种是法学家的对错观，一种是经济学家的对错观，一种是商人的对错观。我再举个例子，说是有个坏人甲，他诱骗好人乙进入了丙的没有锁门的工地，然后把乙杀害了。这个例子里，谁错了？”

    宁雅娴对他妩媚一笑，宁露在认真地记录，孙莞然只能硬着头皮说：“法律意义上，是甲错了，他是凶手。”

    周不器笑道：“对，甲是坏人，他犯法了。可是，惩治坏人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处罚了一个甲，还有许许多多的甲会出现。用经济学家的对错观来看，是丙错了，要处罚丙。处罚了丙，才是减少类似事件最小的社会总成本支出的方式。让丙以后关上门，不给坏人留下作案场所。”

    宁雅娴加以补充，“就像美国的枪击案件一样。法律意义上的解决办法，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这社会成本就太高了，效果也不太好。可如果是经济学家的对错观，错的是枪支零售店。直接全国禁枪，全社会在安保层面的社会总成本就会大大地降低，还能有效地控制枪击案的发生。”

    周不器就觉得雅娴真是太棒了，果然是宁大秘啊，真不是别的那几个小丫头片子能比的，接着说：“如果是商人的对错观呢？错的其实是乙，是被害者。他才是受损失最大的那个人。临死前，他一定会想，‘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不应该愚蠢地被甲骗到这来。’”

    孙莞然感觉自己的精神思维隐隐拉开了一扇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几天，她受到家里亲戚的困扰，特别地难受。

    总觉得这些亲戚不应该那样做，那样做是错的。

    这一刻，她却恍惚间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也许，错的是自己呢？

    自己才是受到损失最大的那一个！

    既没了钱，没了亲戚，也没了好心情陷入了抑郁之中。

    周不器总结道：“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你是旁观者，你是评论家，当然可以站在法学家的角度，错的是甲，他是杀人凶手；如果你是官员你是政策的制定者，你就要有经济学家的思维，要寻找成本最小化的解决方式；可是，如果你是被害者，请你不要被评论家和官方宣扬的集体主义所引导。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们不需要承受苦难。你的损失最大，错的就是你，要改变的也是你。”

    孙莞然深吸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我改变不了我家的那些长辈亲戚，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能用他们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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